雪莲花  

女性主义者的自梳---谈佳隆

明末清初，广东顺德地区蚕业日兴，女工以养蚕、缫丝、织锦为生，渐有自立能力。或因受家庭条件所迫，或因受恋爱感情打击，力图自主命运，不依男子而生，盘起头来，以示终身不嫁，她们住进了“冰玉堂”，住进了“观音堂”终了一生。她们成了中国最早的独身主义的象征，或许她们更是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者。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蚕丝业衰落，年轻女子听闻南洋打工收入颇丰，遂结伴前往，她们将辫子挽成发髻，便成了“自梳女”。

如今的自梳女可能已经是最后的自梳女了，当年美丽容貌成了今日的满脸褶皱，她们被叫做“姑婆”或者“姑太”，看着一个个姊妹的离去，这是一种何等的凄凉。我想，当某种历史现象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才有资格，也有必要为它盖棺定论。自梳女的自梳行为，到底是抗争还是逃避？她们究竟是社会的玩偶还是争取劳动权的新派女性？她们是男权社会中的另类，还是女性主义者眼中的先驱？当我们仔细观察看似轰轰烈烈的世界女性主义思潮时，我们是否体察到女性主义与“自梳”本身所具有的共通性呢。在我看来，自梳同样是女性主义者无法逃脱的命运。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主义（Feminism）是一种“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女性主义者争取权益的抗争史书写了三四百年的女性主义嬗变史。我们可以把墨西哥学者兼诗人琼安娜•艾那思修女在十七世纪以修道院代替丈夫婚姻孩子的行为看成西方女性主义者开始行动的信号，显然，女性主义者眼中伟大的琼安娜•艾那思修女与中国的那些自梳女们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选择的是“逃避”心态来保全自身。“修道院”这一个西方社会女性反世俗的象征也注定了女性主义对于整个社会的封闭心态，因为她们先验地认为这个社会本身就是“男性的”，无法从其中获得改造，而只有从外部进行斗争。

十八世纪的卢梭在其早期作品《爱弥儿》（Emile，1762）中对于女性附属性的描述激发了女性主义者发自内心的仇恨，女性主义者本希冀着这位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人士能为“天赋人权”之女性说说“男人女人生而平等”之类的话，然而卢梭没有。十八世纪的女性已经在抗争着家庭暴政，但这种抗争注定了阵痛和失败。写下当代女性主义思潮基石之作《妇女权利的辩白》（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的玛丽用她看似旗帜鲜明的“理论”去抗争男权社会，抗争家庭暴政，然而她却在实践中败下阵来，她选择了婚姻家庭，并实践了被心爱的人离弃的命运。“我的灵魂是脆弱的——我的心生病了”。可怜的玛丽最后选择了跳下普尼桥，自杀未遂，然而她又再一次选择婚姻，死于难产。生育本身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看来就是压榨，而玛丽正丧命于这种压榨。如果女性主义者把《妇女权利的辨白》看成是近代女性主义思想滥觞的话，其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的矛盾和悲剧性的结果。

当女性主义这一思潮进入历史维度的时候，我们有能力看清女性主义者究竟开出怎样的支票来要求社会或者说男权社会去兑现的了。女性主义所要求的就是以教育权和劳动权为依托的一系列权利的获得。在女性主义的推论中，良好的教育意味着更好的工作，工作权的取得意味着经济能力的独立，经济能力的独立意味着政治权利理所应当的获得，经济能力的独立也意味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而无须依赖男性，从而决定自己的生育权。而当这些权利得到最终保证之时，女性在历史上才具有了真正的话语权。所以早期的女性主义者或者说至今女性主义者还是在为教育权和工作权努力奋斗着。

然而，正因为“女性主义”是一种“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所以女性主义思潮是脆弱的。她们在论述权利及其他一切事务中，从根本上无法从外部击碎男权社会中的不公。女性主义者的可悲往往不在于她们所要争取的所谓人权和平等，而在于她们往往想证明男人说她们不能做到的，她们能够做到，然而她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她们的彰显依然是生活在男人的话语霸权中，受到男性以及男权社会价值观的暗中操控。例如，从生理学上说，男性平均身高高于女性，但一个两米多的女性主义者却会说，我比你们那么多男人都高。她希望通过这种“优越感”来说明问题是不是太幼稚了呢？从生理学而言，女性体力弱于男性，但一个女性主义者却要说，我能上珠穆朗玛峰，我比你们那么多男人体力都好。她希望通过这种“优越感”来说明男女之间的平等问题是不是太可笑了呢？但更为致命的不仅仅是这种幼稚和可笑，而是女性主义者已经不自觉的把自身放置于“男性价值观”和“男权社会”中考量自身。身材高大和体力充沛就一定是作为“人”的“优越性”的表现吗？这仅仅是一些男性的看法或者说这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看法，女性何苦自己去附和呢？

我们再“指名道姓”地列举另一个例子来解释某些女性主义观点的荒诞。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中兴提出“男女同厕共宿”的观点，大陆著名女社会学家李银河便附和其说法，理由在于男性方便的时间短于女性，男性被针孔摄像机偷窥的机率小于女性，所以男女同厕，男性等待“方便”的时间将拉长，和女性“方便”的时间基本相似，女性被针孔摄像机拍摄的可能性也降低百分之五十，可以实现所谓的“形式平等”。生理结构造成的男女差异若都要靠后天的规则加以“平等”，那不是一种反自然吗？难道这是“平等”吗？女性主义可以反对Gender给她们带来的不公，但基于“不公”的错误理解而反对自身的Sex所带来的差异是不是有些荒谬呢？这就是女性主义心中“强词夺理”的机械主义平等观的作用。

当十九世纪法国女性主义销声匿迹了，英美女性主义方兴未艾。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1828－1906)，勇敢的女性主义先驱，她公开挑战在自多利亚女王时代由男人主控的社会。就反抗女人身为太太和母亲身分而被强加的生殖命运，她主张性别的平等必须是让女人在社会中自由地行动而不受家庭的束缚。她相信女人有自己优秀的文化，在道德上是超越男人的。

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1897）被女性主义者看成是揭露家庭暴政的经典之作。《玩偶之家》所要探讨的正是约瑟芬•巴特勒所提出的“女性如何自由行动而不受家庭约束”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女性主义者能向我们解答“娜拉出走之后”究竟怎么办究竟去向何方的问题。这种送佛送上半路的行为的根源在于女性主义思潮本身理论体系的匮乏与不完善，对于妇女的实践生活世界来说，解决问题往往比提出问题更为重要，否则社会将陷入某种混乱，女性的生活也将无所出路。女性主义，在许多女性看来都极端反感的，因为女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学问本身，而不是一种真正有意义的行动，女性主义运用的理论越来越艰涩，运用的概念越来越费解。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女性学者和教授的嗜好，女性主义根本就解决不了广大下层妇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什么平等，什么自由，什么权利，什么正义，都是些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而已。所以，我必须再次强调女性主义是一种“只有观点，没有理论”但又喜欢运用各种理论粉饰自身的一种思潮，而这种思潮本身又是简陋无知的。女性主义者时常拿出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80-1986）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作为她们的宣言书，但她们却无视这位女性主义者是如何成为大男子主义者萨特的终身情人的。

基于思潮本身所存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开始出现分化，激进派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自由派女性主义开始了相互抨击。女性主义者之间越来越显现出不团结，她们在危难面前会临阵倒戈，彼此指责，她们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她们显配学问，但对于学术却知之甚少，只晓皮毛。为了女性主义的生存，女性主义者不得不“做秀”来彰显自己，真可谓相煎何太急！从这个世界范围而言，女性主义思潮本身也只是一个边缘思潮，伴随着时代的推进，女性主义的实践性也在发生变化，就连许多女性本身也已经不愿谈及女性主义了，她们的理论改变不了生活。就择偶标准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相当广泛女性的择偶观依然把男性的经济基础作为相当重要的考虑因素的，女性往往要为自己能否在今后的日子里有更为确实的依靠和保证而着想，众多女性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无疑给了那些女性主义两下响亮的耳光。女人需要男人给她们安全感，莫非安全感的获得都是女性依附男性的一种表现？

西方五十年来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史证明了，女性主义者想通过现代化来使得两性在体力上的差别淡化，进而使得女性在经济上获得完全之独立，进而获得政治上的完全之独立。其实，百多年前的女性主义者的先驱们以为工业化能够解放女性，而在事实上女性并不是因为工业化得到解放的。女性主义者批判摩尔根、恩格斯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社会分工理论，力图重新诠释“社会分工”的起源。女性主义者认为，技术最终能使得女性解放。我不禁要问，女性真的是在劳动生产中活得解放的吗？究竟是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了劳动权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女性变成劳动力而使得劳动力变得廉价了呢？法国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生物差异主要是与生育中劳动分工差异相关”的理论是值得信服的，“世界分工”方式有着内在的合理性。爱因斯坦说：“上帝是不玩骰子”的，倘若数理科学的上帝和社会科学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的话，上帝为什么不约而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选择了几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呢？尽管那些地方信仰习惯文化是如此的不同，但却都保留着非常相似的男权主导型的社会模式。当下的模式依然是几千年前模式的延续。我们应该仔细的进行一下研究和科学统计，女性获得的工作权究竟主要从事哪些劳动？这些劳动的社会产值究竟有多高？优秀的女性领导者在女性中的比例有多高？在人类总数中又占多大比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女性是依靠或者半依靠男性的经济收入而生存的？这些具有现实性的问题不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反思研究的吗？优秀女性的范例从本质上是无法真正说明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高低这一问题的，这是女性主义者必须明白的道理。

当我们回看西方六七十年代至今的妇女解放运动史，会发现充满了一幕幕可笑而又滑稽的场景。女性主义者呼喊着女性应该积极“进入社会”，然而当社会发展、条件改善，男性收入足够维持整个家庭的时候，无论是东欧还是中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回归家庭，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了。当女性主义者肤浅的把英国女首相撤切尔夫人看作女性参与政治伟大胜利的时候，她们忘记了撤切尔夫人当选的政见是“反对妇女所呼吁的一切”。当女性主义者抗议选美并“烧毁胸罩”的时候，当大声疾呼“我们不要为了得到男人的批准而彼此竞争”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少女们涌入到选美、美容、整容和模特儿的大潮中。激进女性主义者更是荒唐的想把自己的生育权都放弃，把生育看成是一种束缚，远离了动物本性，来抗争男性对其性快乐的给予，她们希望通过同姓来获得快感，把男性看成是女性敌人。

女性主义者喜欢用女人优于男人来平复几千年来遭受的轻视。她们能够说出来，但当她们真正回到家庭却又做不到了。她们走出了一个监禁的世界来到另一个牢笼。女性主义成了一个女人玩一把就放弃的游戏，当那些女性把在演说或者课堂上被灌输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时候，她们会觉得，那些理论和言说是多么乌托邦而不现实。女性主义者把自己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当她们高举起女性主义大旗的时候，她们已然摆好了姿势要与男人们大干一番，她们只想到斗争哲学，然而斗争本就不是人类幸福地基础。女性主义者从本质上忽略了社会分工对于人类进程的巨大推动进程，学科的分类使得科学研究更为深入，性别分工使得家庭这一社会细小范围更加和谐。

激进女性主义者更是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无视自身对于新生命的重要性，选择了一种自梳的态度，以节育禁欲或者同性恋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天赋责任。如果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婚姻和卖淫没有本质区别，而唯一的不同在于，婚姻是一种长期的卖淫的变种，那么她们有理由和自由不选择婚姻，但我们必须对于她们所鼓动的“非婚主义”保持警觉，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和不稳定。如果说激进女性主义者把男女关系描述成如上那般赤裸裸的话，那她们最终只能选择“自梳”或者同性恋的方式来完全摆脱男性，摆脱所谓卖淫的一生。那么她们也必然会成为“当代自梳女”。

中国那些被贴上“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标签的社会活动家或学者，从本质上说都只是盗用女性主义之名，行捡拾她人牙慧之实。在拿来主义的名义下，女性主义者偏颇地理解了西方的女性主义。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中，她们拥rights去演说她们的“道听途说”、她们的“断章取义”和她们的“自发理论”，但是我们却必须警醒。事实上，女性主义者已经陷入一种困境，她们希望通过形式上的平等来换取实质上的平等，但她们在实际上却忽视女性所本有的特性。

这种困境和束缚正如自梳女一般痛苦。自梳女一旦辫子梳起就不得反悔，日后如有不轨行为，就会为乡党所不容，会遭到酷刑毒打，被装入猪笼投河溺死。死后，其父母不得收尸葬殓，由自梳女们用草席包裹，挖坑埋葬；倘村中无自梳女，便被抛入河中随水流去。女性主义者最终只能像自梳女那样，“自己的头发自己梳，自己的衣服自己缝，自己的生活自己理，自己的苦乐自己享。” 女性主义者和自梳女都是以关注自身，建构自己来获得权利和幸福，但她们往往估计错误，那些姑太“自梳行为”的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给予女性的一种欲望和生理的压榨，“自梳”行为本身才是男权社会真正的帮凶。自梳行为本身充满着自慰心理的，自梳女和激进女性主义者都自认为姐妹之间的快乐能够代替家庭社会的欢愉，她们是反社会的，也是反伦理的，她们不能明白家庭最为社会基本单位的重要性，她们不单单选择了远离男性，更重要的是她们选择了远离社会，封闭自我。她们无从怨言，因为她们不愿意否认自己的选择，但她们必须忍受着寂寞孤独的人生。永不嫁人，终生不得反悔。辛酸的经历，导致她们只能自我欣赏，她们以为通过不嫁不育能获得所谓的自由，然而她们饱尝的依然只是在男权社会中无法远离的规则。

从世界范围来说，女性主义思潮在九十年代初就面临着解体的危机。在女性主义尝试了与福柯（Foucault）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嫁接之后，与拉康（Lacan）心里分析（Psychoanalysis）嫁接之后，与德里达（Derrida）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alism）嫁接之后，与萨义德（Edward Said）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嫁接之后，与后现代学说（Postmodernism）之后，女性主义的理论已无新意了。没有男性的这些思想，女性主义便没有了嫁接点，女性主义便缺乏批判的对象和着力点，女性主义的狭隘性如此这般清晰的显现出来了。女性主义是如此渴望获得新的话语霸权，但她们长久来却要借用男性的理论，男人的嘴巴说话。女性主义者说，她们要通过重写妇女史来重写历史（herstroy），莫非这就是女性主义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或许我们可以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自己的房间》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秘密》等作品中看到所谓的“女性文学”，但我无法想象妇女史的文艺复兴史、启蒙运动史和工业革命史是如何写成的，更无法想象妇女史的哲学史会是怎么样被书写出来的。

在我看来，在人类的名义下，无论鲍尔迪西亚、紫式部，还是伊丽莎白一世、凯瑟琳女皇、圣女贞德都是非常伟大的女性，然而，她们首先是“人”，而并非首先是“女性”。如果女性主义者不能放弃二元对立的看法来看待性别的话，她们最终将沦为“自梳女”，她们永远无法摆脱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对她们心灵最为深刻的伤害，她们呼喊着，呼吁着，鼓动着民众，去像她们一样，放弃现状，她们是社会婚姻不稳定的煽动着。她们以成千上万人的抗争的牺牲来换取自己在中国女性主义历史书本上的地位，她们看似是无私的为了广大女性，其实是在为自己谋利益。

海伦娜•西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写你自己。让你的身体被知道。”（Write yourself. Your body must be heard.）我想，女性不应该成为任何的“他者:”而应该成为女性本身。任何的人都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人的社会属性的改变都是有其深刻原因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的，并非是通过激进的形式所能轻易改变的。用吉尔兹（Geertz）的话来说，“文化是日常生活无形的逻辑。”

在中华文化体中，“男主外女主内”依然拥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度。女性主义不应该是一种先验的思潮，不应该仅仅有一个模式，女性主义更应该用一种地方性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女性主义也必须依托于宗教文化政治来生存，摒弃普世主义的观点。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某种程度上使得城市中女性的地位大幅度提高。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家庭需要夫妻双份收入来维持的局面得到改变，越来越多的男性通过其自身收入就可维持整个家庭，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得更多女性选择了回归家庭。这是不是一种倒退？这是不是一种依附？笔者觉得，女性有完全之权利从事工作。但对于社会和家庭而言，哪一种方式更为有利是值得再作考量的。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通过网络SOHO办公使得妇女有更多的时间关注于家庭事务。心理学也表明了女性的性格比较适合于从事需要耐心且细腻的工作。在这些国家的女性看来，培养教育子女是一个家庭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头等大事。许多拥有多个硕士博士头衔的女性愿意留在家中培养下一代，其实这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是一种更为久远的投入。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夫妻双方共职而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与孩子呆在一起保持亲密关系，这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在中国，女性主义者或许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女性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女性被视为能顶半边天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是女性的胜利，其实在政治强力支持下的所谓“解放”是不真实的，这种状态并非一个开放自由社会的必然结果。一九七八年之后，社会开始转型，呈现出社会本来之形态，社会分层逐渐出现，贫富差距拉大。伴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凸现，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相当一部分是女性，她们有的受过初等教育，有的只是文盲半文盲，除了一些进入服务行业和密集型加工行业，不少农村女性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除了一些从事性工作以外，一些受过较好教育年轻貌美的女性成为了城市男性的“二奶”，而“包二奶”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其在较发达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二奶”往往经济不独立而依靠男性。但我们又无法指责她们，因为谁都拥有追求更幸福生活的权利。女性主义者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难道叫她们放弃现有的生活，回到农村，重新教育重新生活？这显然是很不现实的。在残酷的生活现实面前，任何理论的空谈都是虚伪的。只有设身处地为女性生计着想那才是明知之举。

中国最后的自梳女已然老去，中国那些女性主义者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想，无论她们是学者、教授、研究员还是社会活动家，她们应该有勇气和魄力走下讲台，走出研究所，走出大学，真正的走进社会，用亲身经历去感受中国女性生存现状，了解她们究竟最需要什么和最依赖什么，并建构起一套有效有力的本土化理论。“自梳”充满了孤芳自赏的心态，封闭是“自梳”的本质特征，女性主义只有勇于接受各种方面的批判，接受公众的批判，尤其应该接受男性的批判，才会有所作为，才能打破先验的藩篱，获得新的思想的动力和源泉。自梳是一种完全的宿命论，是一种逃避而不可取的方法论和实践观。女性主义应该以一种解放人类而非仅仅是解放女性的心态来看待女性的生活，这样女性主义的道路才会真正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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